前208年，按照秦国的法律，丞相李斯被判处腰斩。在他临死前，对着自己的儿子，说了可能是《史记》里最可怜的一句话：

“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，岂可得乎！”（“孩子，我想跟你牵着黄狗去老家东头打猎，还做得到吗？”）

说罢，父子二人相拥痛哭，李斯三族的人都被诛杀。

据说人死之前，会像走马灯一样回顾自己的一生。我想李斯在面对行刑队时，应该也不会忘掉多年以前，在厕所“悟道”的那个下午。

那时的李斯，还是楚国一个小吏。有一次他去上厕所，观察到里面的老鼠非常肮脏。只要有人经过，就惊恐万分，仓皇逃窜。后来，李斯发现粮仓中也有老鼠，却个个吃着粮食，睡着谷堆，连人走近都不害怕。

看完这一幕，李斯喂然长叹：

“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，在所自处耳！”（“一个人混的好不好，跟这老鼠一样，是由所处的环境决定啊！”）

道理，有时要在特殊的环境中顿悟。比如千年后，王阳明在偏远的龙场，悟出了“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。”的宇宙真义。此刻的李斯，也在这不起眼的厕所，通过几只肮脏的老鼠，悟出了“人往高处爬”的人生真谛。

李斯不愿多等，悟出了“真谛”，马上离开上蔡拜入荀子门下。几年以后，他对老师说：

“故诟莫大于卑贱，而悲莫甚于穷困。久处卑贱之位，困苦之地，非世而恶利，自托于无为，此非士之情也。”（“耻辱没有比卑贱更大的，悲哀没有比贫穷更甚的。长期处于卑贱之位、困苦之地。批判时事而鄙视利益，自认为是与世无争，实际上不是士的情怀。”）

“斯闻得时无怠，今万乘方争时，游者主事。今秦王欲吞天下，称帝而治，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。”（“我听说遇到机会就不可懈怠，如今天下大乱，游说者掌握事态的发展。秦王要吞并天下，称帝统治，这是野生国师的春天啊。”）

每当读史至此，我都感慨万分。李斯，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、秦制的第一个丞相，就是这种德行与报复。还能有什么指望呢？

法家之前的百家争鸣，是华夏文明最繁荣的春天。儒家坚持的礼法等级观，以梅特兰的精神，是建筑宪政的基石。墨家倡导普通人的“武德”，道家保护的“小共同体”，如果用发展的眼光看，都孕育了通往现代文明的路径可能。但很可惜，法家却是一个异类。

当文明完成精细的建构后，总会产生解构的末人。思想面包足够多的时候，总会滋生面包虫。而法家，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大的末人与面包虫。

拿李斯来说，他根本没有孟子“解百姓于倒悬”的伟大理想，更没有孔子“文王即末，文不在兹”的使命感。他考虑的就是远离“卑贱”和“穷困”，理想就是掌握权力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李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利己主义者。其坚持的法家学说，是没有原则的功利主义。

在道义和利益的选择问题上，孟子会说:"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孔子会说：“义之与比”（只要符合道义就可以了）。但李斯就只会说：“非世而恶利，自托于无为，此非士之情也。”这种“有钱有地位才是王道”的观念，不知道遗害了多少国人的心灵！

前247年，李斯来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秦国。一开始做门客，后来又做客卿。到前221年秦一统天下，终于登上丞相宝座，实现了爬出厕所的宏愿。在谷堆上，李斯干了非常多缺德事，比如害死同学韩非、诛杀六国的名士。但最缺德的，还要数毁灭百家的思想遗产。

公元前213年，秦始皇大宴群臣，有个叫淳于越的人提议恢复分封。嬴政问李斯怎么看。

李斯没有大讲郡县的优越，分封的落后。而是借题发挥，说问题的根源在百家争鸣留下的学说。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学说，人们才厚古薄今，造谣生事，因此应该把它们全都禁止！民间凡收藏诸子百家书籍的，三十天内全部销毁，不销毁就在脸上刻上字，充当苦役。

结果，“始皇可其议，收去《诗》、《书》百家之语，以愚百姓，使天下无以古非今。”

（“秦始皇认可了李斯的奏议，下令烧毁了《诗经》《尚书》等诸子百家的著作，以使百姓愚弄无知，使天下不能再借古非今。”）

焚书，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节点之一，开启了机制性文化专制的先河。而李斯，就是这一先河的始作俑者。有人会说，厉王止谤岂不是更早？为什么非抓着李斯和秦始皇不放？此言差矣，周厉王的“道路以目”和秦始皇的“以愚百姓”有本质不同，前者是“违礼”行为，国人有权力暴动。而后者是通过“法”的形式把“违礼”的行为固定下来，你反对就是造反。说它是“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？”还能是冤枉吗？说起来，李斯的老师还是孔子的继承者，他自己也很羡慕诸子的智慧。

后来赵高劝李斯政变，就曾用“孔、墨之智”许诺：“君听臣之计，即长有封侯，世世称孤，必有乔松之寿，孔、墨之智。”（“您听从了我的计策，就永远可以得到封侯，世世代代封爵。而且，您也必定会像王子乔、赤松子那样长寿，有孔子、墨子那样的智慧。”）

结果李斯就听从了赵高的计谋。（“於是斯乃听高”）由此可见，李斯劝秦始皇禁绝百家，不是因为觉得百家不好，而是害怕别人学成了超过他，减少他的权力。我不是恶意揣测古人，而是凭借对李斯言行的观察，推断了最有可能的动机。

沙丘之变后，秦二世胡作非为。吴广等人起义，关东大乱。使者责问李斯身居三公的位置，为什么让盗寇如此猖獗。李斯的反应是：

“李斯恐惧，重爵禄，不知所出，乃阿二世意，欲求容”（“李斯害怕，但看重爵位俸禄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奉迎秦二世的心意，想得到宽容。”）因此建议二世继续享乐，搞恐怖统治。“二世悦。于是行督责益严，税民深者为明吏。二世曰：“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。”刑者相半于道，而死人日成积于市。杀人众者忠臣。二世曰：“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。”（“二世很高兴，按照李斯的建议，施行督察责罚更加严厉。收税重的被认为是好官。受刑的人在路上络绎不绝，死尸每天堆积在街市上。杀人多的被认为是忠臣。秦二世皇帝说：“像这样才能说是实行督察责罚了。”）由此可见，李斯对“法家”的信仰都不是真实的，只是将其作为保住“爵禄”的工具。他建议加强“督责”的首要动机，不是出于信服“夫贤主者，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”的鬼话。而是“阿二世意”（迎合二世皇帝的心意）。就这样一个佞臣，还有什么可洗白的呢？

现在回到焚书的问题，有人说：国家初定，需要统一思想，加强凝聚力，李斯是从长远的角度考虑。

对此我想问：把藏书的人都变成奴隶，就可以加强凝聚力吗？禁绝天下的学问，就可以把握人心吗？只有眼前利益，还有视野考虑长远吗？连百姓生命都不在乎，还配高谈安定国家吗？没有信仰又爱找事，还能不是以公谋私吗？

这些问题，李斯没想明白，因为他在想明白之前，就已经迎来了他悲惨的结局。

赵高诬告李斯谋反，二世便轻易结果了他的生命。

李斯将“法”变成了一把枷锁，这把枷锁，最后变成了关押他的牢笼。

李斯将“皇帝”捧成了一尊神像，这尊神像，最后变成了压死他的巨石。

李斯追逐了一生的权力，最终化作一柄沉重的斧钺，锵然结束了他的一生。